非典是哪一年(8个月非典期的那段经历)

非典持续时间:2002年11月 – 2003年7月,持续8个月。

非典是哪一年(8个月非典期的那段经历)

还以为那样的经历会刻骨铭心一辈子的,但事实很残酷,我连那是哪一年的事都记不太清楚了。

直到看到武汉这回的疫情,我才想起,原来我也是经历过非典那一年的啊。

我2001年到北京上大学,像所有高考后就把书本撕碎扔上天的学子一样,大学生活新奇而又舒服,法律课业虽然复杂,却算不上繁重,唯一需要克服的大概就是由南到北的水土,还有举目无亲的孤单。

那时的我们都不是关心时事的人,大一大二时的年纪,想象中轰轰烈烈的恋爱、门口网吧的价格、银行卡里的生活费、食堂的大师傅手抖不抖要比新闻更让学生关心。

关心其实也没用,我们零星听到广东有一种不太容易好的肺炎,可广东离我们那么远,再说这里是首都,首都啊,能有什么事情。

宿舍走廊的顶头是电视房,姚明刚刚到火箭,他的比赛总是在上午十点多,因为耽误课看不了直播而转向看转播的同学从早排到晚,那台电视永远是中央五或北京六,没有新闻,偶尔看到一次新闻,听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讲话:

“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,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,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,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。”

在工作后看到三联周刊写的《非典十年》专刊上,我看到了2013年两会期间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表的北京采访“两会”的记者的两篇报道原文,一篇内容是,一卫生部官员说,广东疫情并未得到控制,正在寻求国际合作;另一篇是记者采访钟南山,钟院士说,非典并非病原体,而应该是病毒。而此后整个3月,南方都市报再无SARS的报道。

我们跟广州市民差不多,广州市民对于香港的SARS了如指掌,对于发生在身边的广州疫情竟几乎一无所知。

正值非典爆发的高峰,新华社在2003年2月14日又发了一条来自卫生部门的消息,题目是:《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》。而同一天,广东新增“非典”病人56例,攀上了记录的最高峰。

可这些轰轰烈烈于我们,不过是荧屏里的戏剧而已,真正震撼我们的,是一个周五的晚上。

隔壁同学气喘吁吁回来告诉我,说食堂被封了,来了好多救护车。

我和室友便跑到窗户那看,看不清楚,但是能见到蓝色灯闪,我们又去了电视房,那里近,果然,三辆救护车停在那里,全套白衣服的人进进出出,让我想起了52区捡外星人尸体的科学家。

几番打听,食堂一个大师傅得了“非典”,老师们在打听,有多少人去哪个窗口打了饭。

好在那是周五,我们班的同学多是北京本地学生,周五下午一般就回家了,只有我们几个外地的孤苦伶仃地守在学校。

第二天,父亲给我打电话,说从电视上看到北京有疫情了,问我怎么样,我说还好,目前没什么动静。

然而情况在这一天开始剧变,消息开始在手机上乱飞,宿舍的电话此起彼伏,室友打电话来问情况。下午的时候,一辆救护车停在楼下,几个医护人员到了我们楼上,我跑过去问怎么回事,一个全副武装的医生在楼道口喷84消毒液,问我:“你几层的?”我说4层,他说:“没事别乱晃,赶紧回宿舍,窗户打开。”

我记得那时停供暖不久,冷得很,但我还是开了窗户,哆哆嗦嗦给我在医科大学的高中同学打电话。

他让我别说,说他们都知道北京现在很严重,到处是病人,他们马上也要去临时抽调帮忙,让我能走赶紧走,回老家避避。

我说市长不是说没事吗?他说:“你听我的还是听市长的?”,高中他一直帮我,我虽然相信市长,但想想他毕竟即将是医生,医生不会骗人。

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虽然学习不咋地,但是担当是有的,我自作主张,给班级每一个我有联系方式的同学打电话,告诉我掌握的情况,并附上个人建议:

周一二先不要来了,看看情况再说,还有,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大家了,大家保重。

我记得大部分接我电话的人都很惊讶,还有几个姑娘哭了,让我保重。我更担心的是辅导员会不会追究我,后来想想,怕个啥,这是大事,万一真出事那我可是救了他们,即便不来,反正周一周二也没啥重要的课,倒是姚明的比赛看不了了,可惜了。

当天下午,我联系了一辆车,从银行卡取出所有的生活费,和一个湖南的同学,走了。

出京没有受影响,但过几天听说就设了卫生检疫,车开了一夜,半夜我醒来,已经到了河南驻马店,下车上了厕所。十四个小时候,我到了家,司机又把那同学送到了湖南。

父母看到我非常惊异,更巧的是,不知什么原因,我一到家就开始发烧,各种症状与非典一模一样,越比较越像。于是整个小镇都流传着:“有个非典病人从北京回来了”的故事,几次我听到有医院的人上门敲门,还好过几天我就好了,也就再没见到全副武装的医生。

父亲告诉我,整个县城只有五套防护服,他已经见过三套了。

我给没走了的同学打电话,他们被困在了宿舍,封校哪里也不让去,那时大家没电脑,手机还是诺基亚,日子过得比较清苦,倒也清闲,有人送饭送菜送板蓝根,姚明的比赛一场倒是没拉。

他们笑着说,看冯唐博客传说中的“天上人间”停业了,“钱柜”关张了,“甲55号” 没人了,水煮鱼谢客了,健身房停业了,网吧封了,“三联书店”的消毒水够把人呛成木乃伊了,按摩的盲人师傅摸着黑跑回老家了。

后来那个医生同学告诉我,截至5月6日,北京确诊SARS患者1897例中,其中医护人员感染有335人,约占18%,居感染人数类别的首位。他抱怨:如果广东的经验能及时通过媒体,哪怕只是通过卫生系统内部、传达,北京的医护人员就不会重蹈广州医生的覆辙。

值得庆幸的是,中央了解非典的疫情之后,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严肃处理,由于隐瞒疫情、防治非典不力,卫生部长和市长被免职。有关部门才开始没有继续遮掩瞒报,从严厉的批评中汲取了教训。

据统计,中国非典出现5327例,死亡349人。而这治疗好的人,因为过度注射激素“保命”,不少人后续比较惨,不知道活下来是幸运还是不幸。

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回来的,这一切就都过去了,我再也没见到食堂那位大师傅和楼上得病的师兄,而被集体拉去昌平隔离的同学们也三缄其口,不再提起这段经历。

然后一切信息消息得无影无踪,很快这一切都好像没发生过一样,我要考虑考研的问题,找工作的问题,那段记忆也就从此被我潜意识压住。

现在,我每年大概都会做一次梦,梦里我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回到宿舍,还要在那待一宿,有时是考试,有时是拿什么材料,我能看到室友们很轻松的表情。

但我一次都没梦到那些穿防化服喷药的医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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